此时，1982年《宪法》尚未颁布实施，严格从规范逻辑出发，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并非1982年《宪法》。
就算是出现了矛盾和不一致，也尽量通过协调来达成一致。虽然传统宪法学说认为中国宪法体制是议行合一，但实际上中国宪法确认了不同机构之间的权限和分工，议行之间有着明显分工。
比较而言，该权利与申诉、控告、检举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强度递增的格局。[27]人民司法的理念迄今对我国司法实践仍有影响。从立法原意来看，从公民基本权利出发来论证行政诉讼的合宪性论证逻辑如下，根据《宪法》第41条，公民有向国家机关（a）控告国家机关（b）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根据王汉斌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在法律体系逐渐完善过程中，主流的法治观念开始重视体系思维，强调法律体系的合宪性，强调立法的宪法依据。
根据陕甘宁边区组织法的规定，法院受边区参议会的监督，受边区政府的领导。根据杨景宇的总结，问题导向的立法观念的主要表现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了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经验基本成熟的，至少有了科学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典型经验，才能立法，需要并且成熟一个，抓紧制定一个。其中，在制定行政法总则后，行政法分则应当根据总则的内容设定各分编，但绝不是有多少单行法就设定多少编，否则又容易从法典编纂滑向法典汇编。
特别是对于环境法典、教育法典等，可以根据其特别领域法的特点先试先行，待完整的特别部门行政法典制定后再研究有无必要编入统一行政法典。有学者专门归纳了行政法典应当整合哪些行政法治理念。换言之，首先要形成一般通则意义上的基本行政法典，这不仅能够降低行政法典的制定难度，而且能够与各特别领域的行政法立法进度相兼容。另一方面，一般基本行政法典之下的环境行政法、教育行政法、税收行政法、卫生行政法、军事行政法等特别具体领域部门法，这些自成体系的行政法律规范部门完全有可能且有必要展开法典化工作，它们的法典化进展同样是全部行政法法典化的一部分。
相形之下，中国大陆至今尚未形成名义上或实质性的行政法典文件，这种‘一国两制四法域所形成的制度藩篱与文化心理障碍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伟大复兴。行政法典的制定将会形成主流公法文化，推进两岸四地行政法制度的交流、融合与统一。
行政法律关系稳定性低、变动性大的问题可以抽象出相对稳定的部分规则固定下来。三是行政法产生较晚，一些基本原则尚不完全成熟，所以还不具备将其编纂成为统一法典的条件。2.规范集成与体系建构 一般来说，范围广泛、内容庞杂、变动不居通常被作为反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理由，甚至有学者因此就断言行政法重要的特色，在于其无法典化。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基本行政法的路径确立、模式定位和体系结构问题。
有学者指出，我国行政法治理念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因此有必要抓住行政法典制定契机对其进行整合。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法典的理性脊柱，支撑着民族生活的秩序要求，同时为激发民族精神的创造生机安排制度条件。首先，任何理论性命题都必须经过系统阐释才能揭示其实践性，否则就只能是僵死的学术概念。行政行为有抽象和具体之分，但由于行政法典分则主要是规定各部门行政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本章必须最大限度地提取公因式，即全面而周延地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形式内容、效力规则以及撤销、撤回和终止等问题。
但是，相比于民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具有先地方、后中央的独特创新之路。其次，制定依据应当明确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点对行政法典来说不应存在争议。
严格意义上来说，《行政诉讼法》的通过意味着新中国法典化运动的黄金时代告一段落。我们说行政法法典化的时代机遇已经到来，一是因为当前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动议和立法规划为其创造了必要条件。
所以，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主客观条件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法制建设的捉襟见肘，也不同于刚刚进入21世纪在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时的停滞徘徊。有学者认为，作为行政法典之一般规定的总则本身具有提纲挈领的整合功能，但也并不一定要发挥体系化的作用。三是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期望共识为其奠定了基础。其中，具体列举的类型可以根据当前实践和未来分则的需求而择要规定。就纵向视角观察，行政法规范层级划分、领域覆盖、文件数量、内容要素等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部门法，因此迫切需要一部基本法典提供整个部门法的价值尺度。行政法典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它必然要实现形式大一统，这将在宪法统帅下发挥像刑法典和民法典一样的法律形式统一功能。
二是行政法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为其提供了支撑。其中，应当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建立行政法总则的立法结构，再采取实质法典化的立场完成各分编，最终形成一部体系型行政法典。
实质法典化则暗含了先破后立的编纂策略，即是要对法律文本、框架结构、规范秩序等进行系统化革新，法典化的水平自然就比较高。（三）实质法典化：行政法典分则的体系化 从法典化的程度来说，形式法典化仅仅只是在形式上对既有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汇编，法典化的程度相当有限。
对于国家治理特别是政府治理的现代转型，首先要依托于行政立法。譬如，作为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三法在各自领域内的指导思想不尽相同，作为规定权利救济的《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在不同阶段中的价值导引也有所侧重，再加上其他纵横交错的条例、法规乃至规范性文件的林立，行政法比任何其他部门法都更加需要一部法典来整合部门法的价值秩序。
政府治理体系的主体与核心是行政法律规范体系，政府治理能力即是对行政法律规范体系执行能力的体现。实质法典化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法法典化一直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夙愿。最后，这一体例结构是法典的体系性、简约性和协调性要求的必要选择。公因式的提取重点体现在存在于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之中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主体构造。
其次，在形成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后，行政法的实施和监督都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作为支撑。但是，行政法典不同于刑法典或民法典，其实施的重心应当放在依法行政而非依法裁判，所以行政法法典化更加需要突出其体系性来发挥行政法规范的普遍性、明确性、完整性和安定性等功能。
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认为，行政法总则与行政法典化命题的提出，是推动我国行政法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契机。其三，行政主体的核心问题是行政职权，它具体包括行政事权、财权和组织人事权，这些权力按照什么管辖原则分配和运作，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只有完成了行政法法典化，我们的大陆法系模式才能说是完整的，才能成为两岸四地行政法制的沟通桥梁和统一示范。行政法典是行政立法的集大成者，是最具规划性、集中性和系统性的立法形式。
虽然对既有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汇编也有助于体系化，但缺乏规则和价值的体系化不能算作真正的法典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准备不充分，学界关于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以及行政法典体系构成等问题难以达成共识。不仅如此，2008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通过后，山东、江苏、宁夏等地相继出台了行政程序规定，所以地方在行政程序统一立法上也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近年来，宪法的修正和民法典的编纂再次将中国法典化运动推向高潮。
所以，行政法法典化不仅是要将浩如烟海的行政法规范汇集成典，更重要的是展开本部门法的体系化建构。以行政处罚为例，《行政处罚法》在功能上具有作为行政处罚总则的地位，所以应当将《行政处罚法》编入行政法典分则，从而统领特别领域的行政处罚规范问题。
最后，行政救济方面要尽全面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救济渠道，包括对已有的复议救济、诉讼救济和行政赔偿救济制度设定总则性依据。具言之，经由法典化的行政法拥有更高的理性权威，因此不必依赖国家强制就能获取各方的认同和服从，所以更能发挥定分止争、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功能。
所以，行政法典更能消释与缝合整体法秩序的价值隔阂与制度间隙，从而真正打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价值脉络。与此同时，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法典化的呼吁从未停歇。
